| 一个大学校长想把他领导下的几百名教授的工作情况，由好到差排一个序，花了很多精力，发现这是不可能的。 俗话说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这是指同一行的人是能够比出高低来的，所以每一行都能够拔出状元来的。对一个大学来说，这些教授分属于十几个系，不同的系就是不同的行当，俗话说“隔行如隔山”，不同的行当很难比出高低。 再说到一个系，一个系有十来个教授，他们教的课不同，研究方向也各异，还是没有办法比出高低来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是同样写小说的两位受读者欢迎的作家，你也很难比出高下。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，写作风格不同。一句话，知识分子的劳动没有一个可以共同度量的标准，即，知识分子的劳动不可公度。 这不像农民，如果给他们大致相同的条件，产量多的一定是好手；在工厂也一样，同样是车工，车的零件又快又好，必定可以评为好手。所以，历史上一切管理办法，包括质量检查等等，都是对这种产品一样的群体劳动者产生的，首先是针对体力劳动者来产生的。这就是行之有效的“联产承包”的办法。根据他的生产量来付给报酬。至于针对脑力劳动者，这套办法很难，因为他们的“产”没有办法度量，也就没有办法排序。 不过人们总还是想把知识分子的劳动管起来，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，为适应这些办法，组织了庞大的评估机构和管理机构，任命了许多官来进行管理。一句话，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把“联产承包”的那一套用到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里去。 你不是说知识分子的劳动不可公度吗。我偏要度给你看。你看，迄今用过的办法，兹举其荦荦大端者如下： 把知识分子的劳动推向市场，市场中获得价值高的就是好手。学校敞开选课，听课多的人，就报酬多，听课少的便把他末位淘汰；演员靠票房，看的人多报酬就多，少的就解雇；作家看畅销，书卖得火一定是好作家。不过这样筛选出来的教员、演员和作家，一定是媚俗的作家。最好的演员一定是赵本山那样的演员。最好的教员一定是上课一点难度也没有，对学生一律给高分的教员，学生毕业后才发现什么也没有学下。受淘汰的反而会是那些有很高造诣严格要求学生的教师，还有曲高和寡的艺术大师。 上世纪80年代农村“联产承包”的成功，令各级领导兴奋不已。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，特别是有关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学校的负责人，受此启发、影响和诱惑，都在部分和全面地效法“联产承包”，出台各种管理办法。 有的学校出台“千篇文章工程”，提出一年内要求达到SCI录用的一千篇文章的高指标。并且把指标分配到人，对于超额完成任务的，给以奖励，否则看情况要给以罚金，即扣除部分工资。有的则发布各种奖励办法，对于在国外发表论文的给以不同程度的奖励。还有的，对教员和研究人员的职称提升提出各种指标要求。总之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 最后比较成熟的办法是1998年推出的一项名为“XXXX创新工程”的办法。这个“工程”的要点是，把研究人员的工资中分出相当一部分作为“绩效工资”，这部分工资就看你的工作效果如何，例如发表文章多少等。就是说把研究人员的工资与他的产出挂钩。 不管形式怎样，但实质是按照发表论文多少和篇数来考核知识分子，结果是论文数一路飙升，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驱赶去作低级论文的生产者。最终是垃圾论文充满杂志，到处不务正业，教书的不好好教书专门弄论文，设计的不好好设计专门弄论文，医生不好好看病，专门弄论文。何况还出现了大量剽窃、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。 还有一种办法是当年学习苏联引来的，上世纪五十年代搞过的工作量制度，把教学的课时定为工作量的基本计量单位，然后把一篇论文、指导一位研究生、担任教研室主任等都折合为工作量基本单位，一年下来，完成工作量多者为优秀。最后这种办法也垮掉了，因为形式的工作量和完成的质量无法度量。一位导师指导研究生很负责，帮了研究生很多忙，使他打好扎实的基础，另一位则采取放羊的办法，两位的工作量一样但效果却大不一样。所以实行了一年多便没有人再提了。 以上情况说明，不论是什么办法，只要是想把知识分子的劳动简单排序、来度量的，肯定不会有好结果。特别是妄图通过不懂教育、不懂科学的外行来管理，也一定会南辕北辙。 这么说，由于知识分子的劳动没有办法公度，就没有办法管理了吗？有的，这就是老子说的：“无为而治”。就是说，要实行不要管理的管理。这方面无论在国外还是在我国民国时期，都有不少成功的经验。看来，尊重知识、尊重知识分子，给知识分子的劳动以充分的自由，乃是管理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原则。 1810年成立的德国柏林大学。其办学宗旨是：大学的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、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，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。它包含三层含义：一、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，即“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”；二、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。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和真理，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；三、寂寞是从事学问的重要条件，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，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，完全潜心于科学。 自由包含两层意思：外部的自由和内部的自由。外部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,其注重大学的权利与国家的职责。大学的研究应遵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。在此之前，不论欧洲或美国的大学，都还是沿袭修道院教育的传统，以培养教师、公职人员或规则为主，较不重视研究。 这就是最早的“教授治校”。就是说，大学运行完全不受政府和社会经济的干扰，政府只管拨付经费，其余便由大学中的知识分子推定的优秀学者来管理了。正是在这种高度自治、高度学术自由的氛围下，培育了德国一代名流：马克思、恩格斯、爱因斯坦、普朗克、海涅、黑格尔、玻恩、赫兹、费尔巴哈、舒曼、冯诺依曼，都出自柏林大学。二十世纪初在科学上成为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发源地。 所以，柏林大学被誉为世界现代大学之父。人说“没有洪堡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”。 我国在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的时代，蔡元培主张的“兼容并蓄、思想自由”就是学习柏林大学的精神，后来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也传承了这种精神。所以在那个时代中国教育还是出现了不少大师一级的学者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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