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将西文Mechanics一词译为“力学”是从何人开始的呢? 从1627年(明天启7年)在中国出版的，又西方传教士邓玉函撰、李之藻笔录的介绍西方力学知识的巨著《远西奇器图说》开始，力学一词就被翻译为重学。 清朝1859年出版的，由英国人爱约瑟(Joseph Edkins，1823 1905)与李善兰(1811-1882)合译的，英国力学家胡威立(William Whewell，1794 1866)的力学著作《初等力学教程》(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，1833年第二版)，译名为“重学”。之后，李善兰又与英国人伟烈亚力(Alexander Wylei，1815-1887)合译牛顿的名著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，译名为《奈端重学》，未出版。 直到1890年前后，英国人傅兰雅(J. Fryer，1839-1928)以汉语书写的自然科学基础教材《格致须知》时，其中有一章为《重学》，一章为《力学》。然而在他的行文中看出，重学分两部分，一为静重学，一为动重学，后者也称为力学。即是说，他将现今的动力学部分称为力学，还不是现今意义下的力学。 1850年来华，先后在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任教的丁韪良(Martin,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，827～1916)主持编译教材有三套：其一清同治七年(1868年)同文馆刻本《格物测算》和清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同文馆铅印本《增订格物入门》，还有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京师大学堂铅印本《重增格物入门》。丁韪良在《重增格物入门》的序言中称，编写这套书用了两年的时间，而且一直使用了30年都没有被淘汰，甚至还曾经有幸得到光绪皇帝的御览。 《格物测算》共8卷，前三卷为《力学》，后五卷分别是《水学》、《气学》、《火学》、《光学》、《电学》。力学卷一有六章，“论物之动静”、“论重质相吸之力”，“论物之重心”等;卷二有六章，“论力之分合”，“论火器”，“论物之摆动”等;卷三有七章，“论杠杆”，“论斜面”，“论梁木之力”等。 在使用的这3套教材中，力学只有在这套教材才占了如此大的比重。丁韪良说：“是书自力学始，因所算多在物力，且力学之理通行万物，故不但以力学为先，亦力学较为祥备，是以演为三卷”;“是书之力学即重学也，盖重学无非力学之一端，而力学实重学之根源也” 作为物理学的基础，力学得到丁韪良这般高度的重视，因为对于首次接触西方科学的中国学生来说，打好力学基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。 虽然丁韪良最早开始用“力学”代替重学，并且说“是书之力学即重学也，盖重学无非力学之一端，而力学实重学之根源也”，但从《格物测算》的总体结构上看，丁韪良所说的力学还不能认为是现今意义上的力学，因为他把《水学》、《气学》单独成册，所以他所说的力学大致指的是静力学和质点动力学，而没有把连续体力学归入力学中。 最早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了解力学意义的人不是力学家，也不是自然科学家，而是清末民初的大思想家严复(1853-1921)。严复在他翻译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(T.H.Huxley,1825-1895)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(严复译为《天演论》)一书的序言中说：“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，名、数、质、力四者之学是已。”在这里，严复的名学指的是逻辑学，数学和力学即现今的数学和力学，而质学指的是现今的化学。严复翻译这本书的时间大约是1895年，第一版问世是1898年。这是迄今所知在汉语中用“力学”一词统括现今力学内容的最早的说法。 严复确实是把“Mechanics”译为“力学”的第一人。不仅如此，从他的行文“执其例可以御蕃变”中，我们能够体味出他对力学的重视。1900年到1902年之间，在他对翻译的缪勒《名学》(即英国人John Stuart Mill，1806-1873，所著的《逻辑学》)所加的注解中说：“格物之家，始也谓重、谓水、谓气、谓热、谓电、谓光、谓声，是七学者睽孤分治，终鲜大效，自咀勒(即焦耳，James Prescott Joule,1818 1889)出，而知一切皆力之变，故力理明，是七者莫不明，而格物之学术大进。” 他在所翻译的《群学肄言》(即斯宾塞，H. Spencer,所著的《社会学的研究》)中说：“力学之所治者，统热电声光以为纬，分流凝静动以为经。”他对力学的这种深入的理解，无疑是超过当时一般人的认识的。1936年爱因斯坦在《物理学与实在》的文章中说：“尽管我们今天确实知道古典力学不能用来作为统治全部物理的基础，可是它在物理学中仍然占领着我们全部思想的中心。其理由在于，不管从牛顿时代以来所达到的重大进步，我们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新的物理基础，它可以使我们确信，我们研究的所有各种现象，以及各种成功的局部理论关系，都能在逻辑上从它推导出来。” “依我看，牛顿力学的最大成就，在于它的贯彻一致的应用已经超出了这种现象论的观点，特别是在热现象领域内。在气体运动论和一般的统计力学里，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。”(许良英等编译，《爱因斯坦文集》，第一卷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1976年，352页)把严复的话同爱因斯坦的话对照，我们发现二者是相通的。而严复的话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说的，比爱因斯坦的话早出30多年。 严复所以能够对力学有这种超出常人的深入认识，是同他的经历有关的。 严复，字几道，福建侯官(今闽侯县)人。1866年，在他14岁时，父亲去世，由于贫穷无力从师，便考入洋务派沈葆桢所办的马江船政学堂。所习为“英文、算术、几何、代数、解析几何、割锥、平三角、弧三角、代几微、动静重学、水重学、电磁学、光学、音学、热学、化学、地质学、天文学、航海术等”( 严璩：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，《严复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1546页)。就是说，在他20岁以前，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，已经打下了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初步基础。1871年，他以优等成绩毕业，被派往军舰实习，他随船到各地增广了见闻。1875年被派往英国留学三年，其间不仅精通了英文，而且对西方的社会和学术也有了深入了解。 由于严复这种经历，比起同时代的人来，他就能够更为透彻地分析中国之短和西人之所长。李鸿章、张之洞等洋务运动派和比他较早的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的变法派，虽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，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在西方生活过，也不懂外语。所以在他们眼里，要向外国人学的无非是船坚炮利之类。而严复看到的要比他们深刻得多。 严复是中国人学会外语，并且把外国人的书籍直接翻译为中文的第一人。严复对翻译是非常严肃的，好的翻译的标准“信、达、雅”就是严复首先倡导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蹰。”就是说，为了翻译一个名词，有时斟酌再三，乃至个把月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严复实是我国学贯中西的第一位学者。在他之前的翻译家，都是由懂汉语的外国人口授，中国人笔录来完成的。 1895年，严复在《论世变之亟》中比较了中西方的差异：“中国最重三纲，而西人首明平等;中国亲亲，西人尚贤;中国以孝治天下，而西人以公治天下;中国尊主，而西人隆民;中国贵一道而同风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;中国多忌讳，而西人众讥评。其于财用也，中国重节流，而西人重开源;中国追纯朴，而西人求欢虞。其接物也，中国美谦屈，而西人务发抒;中国尚节文，而西人乐简易。其于为学也，中国夸多识，而西人尊新知。其于祸灾也，中国委天数，而西人恃人力。” 严复在深刻认识中西差异的基础上，对洋务派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主张提出了批评。认为他们“彼之所务，不越功利之间”，指出“汽机兵械之伦，皆其形下之粗迹，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，亦其能事之见端，而非命脉之所在。”在严复看来，船坚炮利不是向西方学习的命脉。严复主张：“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，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。”就是说，根本问题是学术上要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，政治上要实行民主制。实际上，严复的这些主张，就是为后来“五四”运动提出“科学、民主”口号做准备。 严复为了把以上的认识贯彻下去，他着手翻译了一系列重要的西方著作。选译这些著作都是他经过精心研究过、并切中中国需要的。这些著作很快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他之后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那些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，如鲁迅、胡适等著名学者，都是在这些著作的熏陶之下成长的。在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中有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之语，后来秋瑾以竞雄为字，陈炯明以竞存为字，胡适、李天择、张竞生等的名字无不受其影响。所以蔡元培说：“五十年来，介绍西洋哲学者，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。”梁启超说：“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，复其首也。”胡适说：“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。” 严复翻译的著作有：哲学方面，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与缪勒的《群己权界论》(前者即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，后者即《论自由》);经济方面，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;法律方面，勐德斯鸠的《法意》;逻辑学方面，缪勒的《名学》;社会学方面，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;政治学方面，甄克斯的《社会通诠》;等。 严复为了把西方的这些先进的思想普及，主张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。严复首先对旧教育的科举制进行尖锐的批判。他说：“八股取士，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，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，长人虚骄，昏人神智，上不足以辅国家，下不足以资是畜，破坏人才，国随贫弱。” 在批判旧教育的同时，严复大力提倡新教育。他主张：“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，举凡宋学汉学，词章小道，皆应束之高阁也。”把这些旧学束之高阁，学习什么呢，他主张：“然而西学格致，则其道与是(指旧学)适相反。一理之明，一法之立，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，而后定之为不易。其所验也贵多，故博大;其收效也必恒，故悠久;其究极也，必道通为一，左右逢源，故高明。方其治也，成见必不可居，饰词必不可用，不敢丝毫主张，不得稍行武断，必勤必耐，必公必虚，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诚，践其至实之途。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，则据理行术，操必然之券，责未然之效，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。且西士有言：凡学之事，不仅求知未知，求能不能已也。学测算者，不终身以窥天行也;学化学者，不随在而验物质也;讲耕植者，不必耕桑;讲动物者，不必牧畜。其绝大妙用，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，使习于沈者不至于浮，习于诚者不能为妄。” 从这段话可见严复的教育主张，在于培养科学精神。在于纠正“华风之敝，始于作伪，终于无耻。”它不同于企图把学校办成兵营、办成企业和公司的做法，也不同于“理科无用”、要求“立竿见影” 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。而是要使学生学习“执其例可以御蕃变”的学问。而力学就是这种学问之一。他对力学的看法，并不是如某些人，在士兵打炮打不准了，才想起力学，或者看到外国人有了火箭，而听说要设计火箭必须懂得力学，才想起力学。他的这种办学思想，就是要重视理科人才的培养，不仅要求学生知其然，而且要求学生知其所以然。1912年，严复出任民国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。在办学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北京大学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物理系，也可以看作他的这种教育思想的一种体现。 “自古圣贤皆寂寞”。然而严复的这种办学思想，却很不顺利，甚至可以说是到处碰壁。 1905年，严复随张翼为开平煤矿事到英国伦敦办理交涉。当时孙中山正在英国，听说严复来了，便前去访问严复。严复乘机向孙中山进言说：“以中国民品之劣，民智之卑，即有改革，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，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。为今之计，惟急从教育上着手，庶几逐渐更新乎!”孙中山回答说：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!君为思想家，鄙人乃实行家也。”严复在这里碰了一个软钉子。 1912年5月，在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，他万没有想到他所迎来的共和政府的国务院，于7月7日下达了关于停办北京大学的命令。为此他不得不向社会各界奔走呼号，以挽救北京大学。他还不得不四处告贷以维持北京大学开学的经费。在他的种种努力下，经过社会各方面的支持，终于保住了北京大学。而他也从此心力憔悴，退居养病，末了还被拉入“筹安会”拥护帝制的保守思潮漩涡中去。 严复的教育思想虽然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，但是我们今天重温他的一些主张，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。特别是他对力学学科的认识，意义是很深远的。 参考资料 1.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，论严复与严译名著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 本文最早刊于《力学与实践 》1997年1期64-66 来源：科学网武际可博客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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